在刚刚过去的五月份，全国的宏观经济反映了我国 5月份的经济增长缓慢。今年以来，我国政府出台了相应的经济调整政策，由于5月份的经济停滞，经济增长的相应政策并没有起到作用，其原因具有多面性。如果要实现经济稳增长的目标，需要从组织、体制、机制和政策等多个角度去调整。
经济发展不平均，经济下航压力大
5月份，投资、消费、出口、工业生产、房地产开发和销售等主要指标，总体上延续今年以来的增速回落态势，个别指标的小幅提升还没有形成趋势性变化。消费和生产价格、财政收支、PMI和各类信心指数等表明，宏观经济运行依然处在相对低位。
首先是区域经济分化仍在继续。前五个月，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比前四个月分别回落0.5个和1个百分点；东北地区5月工业增加值下降4.6%，降幅比4月扩大0.4个百分点。调结构、转方式在东部地区初见成效，但起步较晚、机制滞后、基础薄弱、结构单一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还将经历较长时期痛苦。其次是煤炭、钢铁、水泥等传统带动经济的支柱行业，投资和利润持续下降，工业生产也低位运行或者有所下降。前五个月，轿车产量下降5.2%，带动粗钢产量下降1.6%；发电量仅增长0.2%，火力发电量下降3.1%，在节能技术提高背景下，带动原煤产量下降6%。这些都是过去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关键性的上游行业，对区域经济、就业、税收贡献大，一时半会儿难以被替代。
根据国际经验，一个经济体在传统发展优势弱化、向高收入水平迈进的过程中，经济稳定、制度变革、科技创新、社会稳定是能否成功跨越陷阱的关键条件。我国刚刚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从经济角度看，既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也要保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
“三个效应”制约着经济的稳增长
今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多项稳增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先后两次降息降准，累计增加2万亿元左右的可贷资金，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下降0.5个百分点，目前名义利率已接近历史低位，理论上最多可为企业节约利息费用4300亿元。财政投资政策方面，前五个月国家发改委已审批近7200亿元基建项目，财政部两次下发地方债置换额度2万亿元，已经超过地方政府今年偿债1.86万亿元的需求，地方政府推荐近2万亿元PPP项目名单，涵盖水利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施、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等领域。消费政策方面，通过金融和财税政策，支持信息、绿色、住房、旅游、教育和文体、养老等六大领域消费。外贸方面，下调奢侈品进口关税，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提升口岸工作效率，新增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推动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外经贸稳增长提质量。此外，还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计划。
但是从目前全国经济反映情况来看，其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调控政策存在“三个效应”。一是替代效应。我国经济处在“破旧新待立”的接续期，过去的重点产业和增长点持续下行，抵消了部分稳增长政策的效果。如钢铁和煤炭行业价格走低，停产企业和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即使政策支持的新增长点有效果，也难以充分体现在GDP上。二是时滞效应。受行政审批程序、地方政府抓经济积极性、利益受损方抵制等影响，很多政策特别是投资类政策无法立竿见影，效果显现还需要一个过程。三是漏出效应。受体制机制、组织制度、能力愿望等影响，部分政策无法完全实现预期目标。
优化稳增长政策
稳增长要发挥逆周期调节政策作用。应继续加大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11大工程包的支持力度，为民生领域融资，为商业银行跟进创新领域融资提供示范。加快资本市场改革步伐，更好发展股权融资，为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领域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多渠道、低成本融资通道。将有限财政投资和税费减免用在民生、创业、创新、三农等短板领域，兼顾稳增长、调结构和转方式。
落实简政放权并强化政府激励约束，进一步提高政策的协调性、便捷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完善政府间政策落实考核，引入第三方评估，加快落实简政放权举措，加快推广上海等自贸区成熟经验，引入企业和民众监督机制，建立近零成本的企业经营和法治监督环境。
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想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实现全国的经济增长目标，需要政府在政策的调整和支持，也需要将政策应用到实际的经济发展的困境中去，从而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