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13日在出席第二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建议，把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合并为统一的综合监管机构，设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是隶属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实现金融业的统一综合监管。
自“十三五”规划建议公布后，有关金融监管改革的讨论日渐高涨。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指出，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发展明显加快，形成了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复杂的产品结构体系、信息化的交易体系、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综合经营趋势明显。这对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重大挑战。
事实上，近年来，多次规模性的金融业危机爆发暴露了当前监管制度的缺陷，整改已是当务之急，下面是近几年发生的几次大规模的金融业危机。
1、温州危机
2011年下半年是温州中小企业流动性危机。此危机根源是四万亿刺激带来的信贷狂潮，温州中小企业普遍过度信贷，过度投资。2010年房地产宏观调控后，收紧银根，中小企业流动性开始变差。然后，2011年央行整理票据业务，触发了危机的爆发，中小企业流动性断裂。表面上看，整个过程是央行货币政策的“涝旱急转”。但还值得一提的是银行信贷业务的一个细节，即银行给温州中小企业放贷款竟然大部分是短期贷款，企业短贷长投，每当贷款到期后，先从民间借贷借钱还贷款，然后再申请新的短期贷款，偿还民间借贷。显然，这是一种极其畸形的信贷习惯，但监管当局竟然从来没有过问。最后收紧银根时，企业们新的贷款批不下来，于是偿还不了过桥用的民间借贷，危机爆发。这里，是否存在货币当局与银行监管当局的致命割裂？
2、钱荒
2013年6月货币市场“钱荒”，起因是银行借同业业务投放“非标”资产。央行本身不干预银行的具体业务，但非标增长大幅派生了M2，扰乱了央行的货币投放计划。因此央行借货币市场波动之机，整顿了同业市场。“钱荒”一事反映了央行与银监会在同业业务上存有不协调。
3、股灾
2015年6月股灾，触发点是清查配资，而配资则有银监会与证监会协调不当的因素。银行用理财资金给投资配资，银监会大体是能掌握其总数的，但不知有没有将这情况告知证监会。这导致证监会并不掌握整体配资数据，也不知市场杠杆水平，出手清查诱发股灾后，才会那么不知所措。
至此，我国金融体系完美演绎了两年一度的流动性危机，并且均有各监管主体协调不当的根源。如果整个金融体系不改，现有监管体制不改，流动性危机这一鬼魅便不会绝迹。
下一个中枪的会是谁？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逃脱。
当前的监管体系，仍然维持分业监管的局面，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各管一块（三会管业务为主，而央行除管部分业务外，还要负责宏观调控和整体金融稳定），这会导致两种比较棘手的情况：
（1）监管重叠：比如银行涉及证券业务要接受两个部门监管，需要两者充分协调。做业务的微观主体要听两个婆婆的话，本身也累。
（2）监管真空：部分新式金融（比如“财富公司”），处于完全没有人管的地步。某些混业而来的交叉业务，则需要两个监管主体的协调，经常协调不当，产生监管盲区。
因此，一个明显的演变路径是：经济结构变化→金融模式变化→监管模式变化。
几次危机也表明，原先的一行三会协调监管机制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协调监管，统一监管，已经刻不容缓。
那么，一行三会协调监管机制该怎么变？
清华、北大和人大等中国最顶尖高校里的金融学者，一直就改革进行相关的课题研究，形成了自己的改革建议。
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应该建立“一龙治水”为主、“多龙治水”为辅，协同共治为根基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三会”可以合并，成立国务院金融监管总局。也可以考虑把金融监管职责并入可能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下设金融监管司，有些地方已经将工商局和质监局、食药局合并，改为市场监管委，有的还加入了文化市场监管部门。
改革有哪些困难？
国研中心金融所综合研究室主任认为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最优的监管模式可以借鉴，中国的问题需要用中国的“药”来解决，国际上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简单地借鉴国外经验是不行的。改革现有监管体系需要直面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背后所显示出的制度矛盾，这样才可解决矛盾，设计出内在逻辑一致的顶层的管理框架。但这一步骤也是最难的，需要决策者、设计者抱着开放公正的心态去做。
当这个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改革的实施过程，这可能会涉及到理念的改变、制度的改变和组织形式的改变。其中，组织形式的变化会相对容易，但理念、制度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关于中国金融体系运行的理念转变，并被人所接受后，看似庞大的金融监管改革就完成了一大半，剩下的制度和组织的改革就会被很快地推进。
金融是面对风险的行业，也是在处理风险的过程中不断成长与壮大，所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风险承担主体要与收益主体一致，让市场主体能够真正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才可以在做决策时，为所有可能出现的后果承担责任；让决策者根据市场化的专业判断进行决策，而不使决策受到太多非市场化因素（如隐性担保、刚性兑付等）干扰。
只有将权责利界定清楚后，监管组织框架就会清晰明确。目前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框架是以机构为主来划分的，未来一定会是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并重。
是否有经验可借鉴？
中国一直在当学生，不停地学习国外。中国的金融体系从学习前苏联开始，后来不断学习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但学习永远是借鉴别人的，可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行为环境。
当前中国的管理框架应该根据自身特点确定，而不是简单照搬别人的模式。对于金融监管体系而言，我们是可以在某些地方借鉴参考国外模式，但归根到底，中国更应该做的，是面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自己的问题中学习，学习得越深就越能了解中国深层次的制度问题，才能对症下药，对监管体系进行改革。
学习国外的经验只是市场发展初期时的入门，中国金融发展到今天，监管框架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形态，现在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学习自己、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是最难的，我国之前一直在认识别人，把别人认识得很清楚后，就把别人的模式直接套用在自己身上，以为自己跟别人是一样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零基础、零积累，可以通过自上而下进行改革；当今的中国经济已经成长起来，不能简单地借鉴效仿，这样很容易“水土不服”。中国的金融环境想要真正成为成熟运行的体系，必须要面对自己所存在的问题。
更多
财经资讯请关注新思界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