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胎”实施后的巨大落差，迫使政府加快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推进。2015年10月29日，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放开二胎。人口政策是一个真正关乎民生的大事，是一个需要超前眼光和智慧的特殊决定，此时推出不敢说正合其时，但也绝不敢说太早。
人口政策自带“滞后性”
18岁为成年的话，那么一个人口政策的效果至少滞后政策18年之久。也就是说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发现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人口矛盾时才调整人口政策，那么至少要18年之后，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改观；或者说，这些问题在出现的前18年内，是很少也很难人为发现的，因此人口政策的推出在谨慎的基础上，必须要有超前的预见性和决断的魄力。
人口政策应根据环境及时调整
每个政策都有其生长的环境，在该环境下政策可以极大发挥其正面效应，但随着该环境的变化，政策效力也会发生变化。此时政策不变则必成教条。
回顾一下人口政策的基本衍变，可看到一个大概。即每个政策的推出在当时都可谓极其合理的，但20年后却又问题百出。
二战、内战中国人口损失严重，战争结束后，中国因内须生产，外须御敌，壮年人口需求极大。在此环境下国家推出人口鼓励政策，（个人认为当时即使不鼓励，也会多生，而鼓励只是扩大了多生的规模）。在此政策下新中国第一代婴儿潮诞生，当时特别是农村地区多可见一户10胎的现象。
“婴儿潮”衍生资源分配、就业等问题
18年以后，也就是1968年，第一次人口政策的效力开始爆发，当时正值文革，第一代婴儿潮已经成长为数量巨大的无工作（无法上大学）的“青年”，文革的旗帜与他们叛逆的性格完美结合令他们无法无天，大有失控的局面。当时的解决之道则是“百万知青下乡活动”吧。
文革结束后，第一代婴儿潮基本已经到了该结婚、生子、稳定工作的时期。此时正值土地改革，显然人多地少，城市在商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就业安排也是大问题，巨大的人口、就业与资源问题冲突严重。此时也到了第二代婴儿潮诞生的中期，由于前代人口基数众大，若对第二代人口置之不理，人口必呈几何之势增长。
此时国家出台计划生育政策，想必也正当其时，甚至说到了不得不做的地步。于是乎80后们“有幸”赶上了“国策”。
1982年至2000年的近十年间，受国策影响，人口增长逐渐放缓，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人口得到有效的控制。
至2002年人口政策没有改变，继续实行一户一的政策。
人口老龄化问题初现
2022年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两个工作的人赡养四个老人，更有甚者是八个（介时人活到八十岁也正常），倒金字塔的人口失衡结构将清晰显现。
不可否认，80年代的独生子儿女比例并不高。随着教育、商品房改革以及人们观念的改变，许多人不再需要人口政策的强制限制，仅从家庭及个人生存环境的理性选择上来说，只生育一胎也是上策，独生子女的比例显然是在1995年之后开始真正大幅提高的。
一个难养老，再生一个好
2015年，众多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压力已经初现，而国家社保基金的亏空也正令人担忧，所谓养儿防老，比什么都有保障吧。
新思界
产业研究中心分析师认为，在这样的人口环境下，当初急切要控制人口增长的动力已经没有，极为严厉的人口政策也不再需要。那是不是应该未来五到十年想一想，做一些超前的事呢？
政策本身的超前性意味着决策必须要由少部分人作决定，而政策的普众性又需要民主的参与，想必这才是政策为人诟病之处。
